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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簡介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绹雅善鍇,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忤觀察使,罷去。尋復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為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茂元與亞皆李德裕所善,绹以商隱為忘家恩,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正表為府參軍,典箋奏。绹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绹憾不置。弘正鎮徐州,表為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绹,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今合編詩三卷。

 李商隱(約812年或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詩人。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博愛),祖輩遷滎陽(今屬河南)。詩作文學價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稱為三十六體。在《唐詩三百首》中,李商隱的詩作有22首被收錄,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隱唐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47年)進士及第。曾任弘農尉、佐幕府、東川節度使判官等職。早期,李商隱因文才而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后李黨的王夢元愛其才將女兒嫁給他,他因此而遭到牛黨的排斥。從此,李商隱便在牛李黨爭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于各藩鎮幕僚當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終身。晚唐唐詩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窮水盡的下滑趨勢,而李商隱又將唐詩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6]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于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贊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后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

根據劉學鍇、余恕誠的整理研究[7],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經基本確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隱的詩作,不過證據欠充分。

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

政治和詠史。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在關于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懷和詠物。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于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郁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
感情詩。包括大多數無題詩在內的吟詠內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后世最多的關注。《錦瑟》、《燕臺詩》、《碧城三首》、《重過圣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
應酬和交際。在李商隱用于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绹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绹的關系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詩風
李商隱的詩具有鮮明而獨特的藝術風格,文辭清麗、意韻深微,有些詩可作多種解釋,好用典,有些詩較晦澀。現存約600首,特別是其中的無題詩堪稱一絕。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詩人葉燮在《原詩》中評李商隱的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他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讀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喜用各種象征、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意義。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觀認為是詠嫦娥之作,紀昀認為是悼亡之作,有人認為是描寫女道士,甚至認為是詩人自述,眾說紛紜。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風格,形成了他作詩的獨特風格。據宋代黃鑒的筆記《楊文公談苑》記載,李商隱每作詩,一定要查閱很多書籍,屋子里到處亂攤,被人比作“獺祭魚”。明王士楨也以玩笑的口吻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批評意見[8]認為他有時用典太過,犯了晦澀的毛病,使人無法了解他的詩意。魯迅曾說:“玉溪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1934年12月致楊霽云的信)

此外,李商隱的詩詞藻華麗,并且善于描寫和表現細微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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